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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四至六世紀「河西文化」與河西大姓
作者: 張文杰
關鍵字: 中古
魏晉南北朝
河西
世族
大姓
河西文化
北魏孝文帝
李沖
出版社: 歷史學系
摘要: 四至六世紀“河西文化”與河西大姓 陳寅恪於《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章》中,揭出“河西文化”為隋唐制度淵源的重要支流後,“河西文化”遂成為學界所相當重視的研究課題,相關成果多見,大致都給予五涼時期“河西文化”相當高的肯定,及至北魏以後,其與中原文化遇合且發生影響,尤為中古文化史的盛事。然而與“河西文化”有極密切關係的河西大姓,在北魏太武帝平涼之後「流播」至中原,有關河西士人的政治境遇與其家族的興衰發展,卻不甚被學界所注意,管見所及僅有張金龍曾為文討論,張氏結論以為河西大姓的政治地位低落,故對於“河西文化”於北魏典章度所產生的作用和效果,抱持保留甚至否定的態度。由於前賢對於“河西文化”和河西大姓兩者的評價如此兩極,故對於 “河西文化”的形成和影響及河西大姓的動態,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此外,屬於區域性質的“河西文化”與河西大姓,兩者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的發展,以及其在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差別下的動向,也值得觀察和瞭解。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對於四至六世紀的河西大姓與“河西文化”謀一適當的評價與定位。 五涼時期的河西大姓,大致有河西土著世族(如武威陰氏、敦煌宋氏、敦煌令狐氏等)、河西胡姓世族(如羌族呂氏、彭氏、鮮卑禿髮氏、盧水胡沮渠氏等)、寓居河西的秦、涼世族(如隴西辛氏、天水趙氏、安定胡氏等)及流播河西的中州世族(河內常氏、司馬氏、廣平程氏、陳留江氏等)。其中以河西土著世族最重要,早期都是由中原遷徙過來的,時間約在西漢中期以後,原因主要是任官、犯罪或避亂,遲至西晉時代,他們已在河西地區擁有強大的社會經濟力量,彼此間的婚姻關係也很密切,隱然形成一股強大的地方勢力,不僅成為後來五涼政權的主要支持者,也是主宰五涼政權存亡的關鍵。 早在東漢時代,河西大姓人物於中央任官或遊學的風氣盛行,這不僅有助於穩固家族地方勢力,且提高本身學術文化,使得家族向士族轉型。此一轉型士族的趨勢更成為後來五涼時期“河西文化”形成之最重要的內在條件,家族中的菁英人物,或參與五涼政權,或著作述錄,或講學授業,文化風氣迅速地傳播開來,故大姓菁英人物實為“河西文化”形成的主要動力。此外,配合著五涼統治者的倡行文教、私人講學風氣倡行及書籍流通等客觀條件,使得河西地區的文化水準有了相當程度的提升,再加上遷居至河西的中州世族的共襄盛舉,河西已然成為中原以外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圈。惟“河西文化”有「點的分佈」、「孤立特色」、「脆弱性格」等三個特質,這三個特質造成“河西文化”不僅沒有凝聚整體性的文化傳統,也無法形成一股強勢且永續的文化力量,再加上缺乏持續發展的時間與空間,因此導致“河西文化”在發展中有了先天的缺陷和限制。 北魏太武帝平河西後,對於河西大姓的遷徙與安置,主要有(一)遷入平城(二)還回鄉里(三)徙至山西中南部、北鎮(四)留在河西等情形。而被北魏中央遷入平城之河西士人,除五涼統治者及其宗族外,也包含博通學術或富有文采的人,若本身善卜筮陰陽,則往往會得到拓跋氏的寵幸。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被北魏朝廷遷入平城的河西士人,早期並未得到重用,當時一系列的改革工作主要由山東士族主持;直到遷都洛陽以後,由於李沖之用事,又有李韶、李彥、源懷、常景、江式等參與,“河西文化”才真正地影響到北魏的典章制度。另外,常爽、宗敞的教育事業則值得重視,索敞在中書學教授十餘年,常爽立學館受業,京師學風便「翕然復興」,兩人所培育的學生不僅對於中原文化有較深一層的認識,這些人也成為北魏政壇上第二代的新生力量,後來太和改革能夠順利進行,與此不無關係。 河西大姓在北魏的政治境遇,整體來說不盡理想,或因政治事件而遭受株連,或因不善營生而至貧窮;此外,河西大姓子弟擔任地方官職的比例甚高,而且很少內調中央任職,這與北魏後期士族逐漸走上「門閥官僚」的中央化趨勢明顯背離。武威王氏和隴西李氏為河西大姓家族中的兩個異數,其皆因受文明太后的寵遇,遂成為當世盛門。但在文明太后崩卒後,兩家族的結局差別甚遠,武威王氏因失去了靠山,迅速的沒落下去,而隴西李氏則依然官宦不絕。隴西李氏之所以會持續地鼎盛,首先是因為李沖的政治權勢提供李氏子弟步入官場的優勢,其次是李沖、李韶和李彥等人優秀的才幹,故深獲孝文帝的器重,這也是武威王氏所不及地,其三,隴西李氏積極與太原王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和清河崔氏等建立婚姻關係,有助於隴西李氏之社會地位和聲望的提高,其四,隴西李氏與皇室的密集聯姻,讓隴西李氏維持優越的政治權勢,也奠定其為北魏「體制內」第一等家族的地位。雖然北魏末一連串的政治打擊,讓隴西李氏元氣大傷,但李璵、李曉及李禮成三支不僅順利地延續了隴西李氏的命脈,且用心地維持家學門風而不衰,時至隋唐已躋身於山東士族「七姓十家」之列;又北周隋唐年間,隴西李氏分被夏州酋豪李遠兄弟與唐朝李氏所冠用,由於兩氏在隋唐以後皆非常活躍,故雖為假冒牌,但也加強了隴西李氏在北朝末逐漸衰弱的社會地位。 至於原先被安置在北鎮或平城附近的河西大姓,因長期居住在北方,不僅以武功見長,且憑藉軍功顯名。東魏北齊時,段榮家族屢為外戚,家族發展可謂鼎盛,而司馬子如、孫騰等人雖貴為權勢人物,卻專事財貨聚斂,其家族也因此招致禍患衰微。至於西魏北周方面,河西大姓早在宇文泰擔任夏州刺史、關西大行臺初期便進行合作,不僅幫助宇文泰入主賀拔岳餘部,也幫助宇文泰安靖河隴地區,使宇文泰無後顧之憂,能傾心對付北齊和南朝。除此之外,蘇綽、唐瑾、辛彥之等人先後主持了釐定西魏典章制度的工作,奠定了日後周隋政權的基礎,其中蘇綽可謂西魏基本軍國政策的擘畫者,舉凡戶籍、賦稅、均田等制度皆其手中逐漸地展開。然而,河西大姓雖然為宇文泰崛起過程中之重要支持力量,但其在西魏末年的政治境遇並不理想,大統十六年以後,沒有任何河西大姓人物任開府儀同三司者,而在西魏恭帝三年的六官新制中,其所佔比例也不甚高,顯示在魏周政權交替前後,河西大姓的政治地位迅速地下降。
URI: http://hdl.handle.net/11455/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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