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use this identifier to cite or link to this item: http://hdl.handle.net/11455/10185
標題: 十八世紀英人域外紀行的中國意像 ─ 以貝爾、安森與馬戛爾尼使團為研究對象
作者: 張正宜
關鍵字: the eighteenth century;十八世紀;Englishmen;the images of China;the other;英人;中國意像;他者
出版社: 歷史學系
摘要: 
本文的研究主題,在探討十八世紀英國至中國的觀察者所塑造的中國意像。文中以十八世紀初(1719-1722年)經由西伯利亞來到中國的貝爾,約莫十八世紀中葉(1740-1744年)至中國南部海域的安森,及十八世紀晚期(1792-1794年)穿過部份中國內陸的馬戛爾尼使團諸人的記述作為分析文本,探討西方異己觀念的形成,及由中國意像的形塑過程體現十八世紀英國自身的文化發展與政治情勢。
文中先探討歐洲人中國意像的演變,指出歐洲中國論述者的身份自古以來即十分多元,並強調英人的域外紀行於十八世紀形塑中國意像時的重要性。接著討論西方學界對此主題的研究取向。在探討西方異己觀的形成及對「他者」的論述傳統時,人類學界從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提出「猶太 ― 基督教式的自我二分」傳統,和「以基督徒來認同真我」的價值觀,因而形成將「他者」視為異類、野蠻與化石的認知取向。而此傳統發展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期,傳統宗教性的自我二分更進而轉變成理性的有無、與歐洲與非歐洲文化的二分,開啟了傅柯所謂的西方對「不合理性的」的非西方世界,在知識上的「大禁閉」。非西方世界被關入「野蠻、退化」的獸牢中,被排除在合理進步的世界之外。
除了「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和「歐洲」與「非歐洲」的對比,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更進一步將它引伸為「西方」與「東方」的對比。即西方基於定位自己的需要,除了為自己劃定「他者」的範圍,更進一步積極地「創造他者」。薩依德的理論經殖民與後殖民論述學者的修正,去除其過度概括化與同質化的缺失,而強調跨文化互動的複雜性與變異性後,史家史景遷以新的看法加以精緻化和具體化,並融入其西方中國意像形塑過程的理論中。史景遷認為,西方初由「文化類同」來摸索與定位其與中國關係的角色,最終將以「文化利用」的手段來創造其「心目中的中國」,進而符合自身文化與歷史發展的需要。西方學界對於歐洲異己觀的形塑過程之理論探索,對於本文的主題 ― 十八世紀英人域外紀行的中國意像分析,實起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不過,學術界關於此主題的研究仍有許多缺失,主要是忽略觀察者與被觀察者間的互動,與被觀察者在意像的形塑中,自身的主動性。至於觀察者的背景與動機如何影響他來到中國以前對中國的看法,並影響了他往後實際觀測中國時意像的形塑,可從對這些觀察者的背景探索。貝爾出身十八世紀經濟較不發達的蘇格蘭地區,他來到中國時仍只是個無法繼承家產、身無分文的冒險青年,他遊歷的動機完全出於個人的興趣。在中國的首都期間,他的身份又只是個隨團醫生,對於政治大舞台的變動,毫無個人的責任。因此,他能夠憑感覺自由地形塑其心目中的中國及其他民族的生活概況,其遊記對中國不但顯得較無偏見,還可以說相當正面。反觀安森,其對於中國及其人民的意像卻與貝爾有著極大的差距。安森來自有權勢、有關係的家庭,他有個叔叔是英國首席的法官;他本身又是個艦隊指揮官,需保障船隊全體人員的安全;此外,他還需確保新近擄獲的西班牙大帆船不至受損,畢竟他本身還能從中分得五十萬鎊的利潤。 榮譽、責任與利潤的三重壓力使安森的包容性就顯得小了些,對中國的評價幾已達到負面的極致。
相較於安森,馬戛爾尼所受的啟蒙精神影響與背負的政治責任就更大了。啟蒙的薰陶使馬戛爾尼對諸如婦女纏足等習俗較有包容色彩與文化相對觀;但背負的商業外交使命卻也使他對中國政府相當不滿。不過,其身份的特殊卻要求他必須自制,因此,他一方面須藉批評中國政府的迂腐保守以宣洩本國商民的激憤,一方面還得控制這種激情的輿論以免一發不可收拾。故在馬戛爾尼及政府授意下,使團人員所描繪的中國形象可謂正負兩面交雜。但為了保護商業及往後任何一絲的外交希望,和尋求人民支持與避免輿論走向極端,馬戛爾尼最後對中國的看法基本上還算正面。他相信基於他個人與中國某些官員的私人情誼,雙方對彼此的瞭解與態度應該會變得越來越好。
除了觀察者自身的背景與動機之外,傳統中國的世界觀與滿清政府獨特的對外態度,也影響了十八世紀這些來華的英人對中國的描繪。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向來是東亞地域的重心,這使得中國發展出以其自身為中心的宇宙觀。中國的「天子」居於世界的中心,受「天命」來統治「天下」,而「天下」的範圍則包含已知世界的所有地域與人群。外族必須肯定中華文化的價值與尊崇中國的皇帝方可與中國建立關係,否則只能被視為野蠻人而不值得文明的「華人」理會。這種以自身文化為唯一文明的看法並非中國獨有,世界各個民族於早先處於一種較為封閉的狀態時,都曾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文明中心觀。西方文明也一樣,歐洲於希臘時代就已發展出對外邦野蠻人的優越感,在歷經中世紀「猶太 ― 基督教式的自我二分」傳統,和自十七、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抬頭,非基督徒、非歐洲人最後也只能被排除於文明之外,被歸為「異類」、「野蠻」與「化石」之屬。不過,歐洲的政治發展不若東亞的一統帝國,在東亞,沒有其他文明或國家足以挑戰中國文明,使得中國中心觀得以一直持續;但在歐洲,列國制度得以讓歐洲各國較能平等互視,而從十五世紀以來歐洲於天文地理上的大發現又促使它能意識宇宙之大、世界之廣,進而能以較為謙抑的態度探索其他的文明世界。
傳統中國中心觀影響了滿清政府接待英人的方式,這些英人不是被視為蠻夷,就是被視為前來納貢的「朝貢者」。此外,滿洲民族的特性與政治情勢的考量又使她相較於明朝有種較為獨特的對外態度。出身馬上民族的滿洲人,在入主中國後,其處理對外關係並非完全承襲傳統漢族王朝的模式。她採因地制宜,對同為北方遊牧狩獵民族仍採原就較為平等的結盟體系,而將傳統漢族王朝的對外模式繼續用於東方和東南方的沿海諸國,因而形成「理藩院」與「禮部」兩個互不相屬的對外機構。由理藩院純由滿人與蒙古人組成,和直屬皇帝個人的性質,就可以看出滿清政府於對待西北遊牧民族仍採以部落共主,和皇帝私人結盟關係的遊牧世界秩序。因此,同被劃歸理藩院管理的俄國使團,其所遭遇的清廷的態度自然不同於東南沿海的朝貢國。加以滿清政府欲藉聯合俄國以對抗其當時主要的外患準噶爾,故對俄國的使團更為寬大禮遇,這自然影響跟隨俄國使團的貝爾對中國友善的描述。
相反的,滿洲人也因對海洋不熟悉,而對從海上前來的民族抱著更大的猜疑與限制。其管理海洋的政策一開始就是「防」與「禁」,不但不歡迎安森這種駕著巨大砲艦前來的海上訪客,也因為中國經濟自給自足的特性,加以將海外貿易視為只是種羈糜與負擔,因而對馬戛爾尼使團所陳述的擴大海上貿易之利不為所動。安森與馬戛爾尼使團受到此種懷疑與消極態度的對待,其對於中國的描述自然也就不全那麼討喜了。
至於貝爾、安森與馬戛爾尼使團諸人的描述對當時及後世有怎樣的影響呢?經由貝爾的介紹,使西歐尤其是英國能瞭解中俄兩大陸上帝國間的互動,並使往後的英國政府和馬戛爾尼使團產生一種錯覺,即中國皇帝既能給與俄國駐京商務代表及於北京設一商館囤積貨物的權利,那麼英國人的同等要求就可能有希望達成。另外,貝爾所描繪的英明中國皇帝的形象,也使出發前的馬戛爾尼使團滿懷希望,認為發生於廣州的一切爭端,只因這位英明的君主為其腐敗的臣下所欺,故只有繞過廣州的官僚,才能將英人的委屈與意見直接上達天聽。而安森對於「腐敗的」廣州政府的報告,也提供馬戛爾尼這項看法有力的證據,這些都對十八世紀末葉,英國政府派使遣華的決策產生極大的影響。此外,安森的影響不只如此,他的報告中關於中國的看法,受到孟德斯鳩與赫德等人的大力支持,而這也是他的論點得以藉由這些思想家,持續於之後產生影響的原因。
至於馬戛爾尼使團諸人的論述影響則更深遠,它不但衝擊了十八世紀由傳教士和啟蒙文人所塑造的,關於中國一般的流行看法;可以說,它也總結一個世紀以來,對中國種種多樣的論述。 當耶穌會於一七七三年被解散後,馬戛爾尼使團的看法成了十八世紀論斷中國的終點,也是下個世紀的起點。以往討論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意像因過於著重討論傳教士與啟蒙文人,甚至只有談論他們關於中國的正面論述,而使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間歐洲中國意像的轉變無法清楚地理出原因。事實上,十八世紀英人的域外記述正扮演了此關鍵轉折點的角色。
此外,十八世紀英人的域外紀行也描述中國鄰近族群的狀況,包括此地的原居民與外來的歐洲殖民者和海外華人。由英人形塑其他族群的意像,與其中國意像作一對比分析,除了更能瞭解十八世紀英人對「中國」及「中國人」的整體看法外,從英人的異己觀中也能體現歐洲當時的歷史發展及時代需要,與人類扭曲他者的文化意涵。如前人的研究所述,歐洲總是藉由「他者」來定位己身歷史的發展。而十八世紀歐洲教育的普及造就了更廣大的智識階層,使歐洲人比以往任何時代更有能力和更渴望獲取外國的訊息。故這些域外記述的出現,除了作為「異類儲藏庫」而為當時歐洲的發展需要所用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察時,觀察者於遭逢不同文化與生活習慣後所發出的評論,常能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不同民族間心理與智識上的藩籬,而體現一種更深層的人與人間的互動與認識模式。 筆者認為,認識人類於接觸異文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偏見」(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之原因,進而反思其意義及影響,是本文的終極關懷所在。
URI: http://hdl.handle.net/11455/1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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